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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行之感想

發布日期:2012-07-23  點擊率:2122

----汕頭市律師協會(广东特力律师事务所)   劉萍律師





20127月初,我代表汕頭市律師協會参加了由汕頭大學法學院-香港大學法學院合作培訓的項目,短短的時間裏在香港大學聆聽了rich教授关于《教学方法》的课程,前往律政司、香港大律师公会、香港高等法院、香港法律援助署、香港赛马会、香港律师会、香港立法会、香港廉政公署、香港社會服務联会、香港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署等机构聆听相关专题演讲,并进行了交流,获益匪浅。在此要特别感谢汕頭大學法學院、前顾问胡红玉女士及香港大学法学院提供的难得的学习机会。

通过到香港的培训,我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行政及社會服務的了解不仅停留在层面上,也有了直观的近距离接触,虽然培训时间不长,但是觉得收获颇丰,感慨很深,这里谈谈香港培训中印象最深的见闻并分享:

一、香港高等法院沒有任何安檢設施及檢查人員,公衆可以自由進出高等法院旁聽,大衆對法律、法庭、法官的敬重發自內心。


在內地很多法院,有嚴格的安檢設施和保安人員,戒備森嚴,進入法庭需要經過檢查、登記手續,有的甚至要法官通知門衛才能進入,越是級別高的法院進出程序越複雜,人民法院人民進去很難。在有些法院門口也會偶爾看到聚集的對案件處理不滿的上訪人。

香港高等法院的大門口沒有任何機器設備及保安來檢查進入的人員,大衆可以自由進出,旁聽自己感興趣的案件,媒體采訪都是很自覺的聚集在法院大門外。雖然香港是個民主、開放的城市,但是在法院門口沒有看到類似內地的上訪人員。在香港高等法院我們也旁聽了兩個案件。聽審前我們已經被告知,進出法庭需要向法官行禮,聽審需要關閉所有的通信設施,否則會構成藐視法庭。聽審的兩個刑事案件,都是獨任法官審理。女法官很時尚,頭頂著假發,穿著法官袍很威嚴,她用英語、粵語雙語操控整個庭審程序而遊刃有余,開庭現場有多角度的攝錄裝置並運行,書記官記錄很少。通過聽審我們感受到了其開庭的莊嚴肅穆,法官素質非常高對法律很娴熟,我們也感受到了律師、當事人、陪審團、旁聽人員對法庭、法官以及法律的發自內心的尊重。

香港的民主法治精神由來已久,民衆的訴求有多種途徑解決,法律的威信以及對法律的嚴格遵循,使民衆尋求合法的渠道解決問題。我想,這也許就是香港法院不用戒備森嚴的原因之一吧。

二、香港民主法治的精神,從娃娃開始培養,民主法制精神已經成爲大衆生活的一部分。

香港立法會議員由香港市民選出,立法會大樓也提供多項設施開放用于市民參觀,借以加強公衆參與並促進公衆對立法機關工作的了解。在立法會印象很深的是有兩批孩子來參觀學習。一批二十多個只有五、六歲的小朋友,在幼兒園老師及立法會工作人員的帶領下參觀學習,立法會還專門設立了兒童學習室。

另外三、四十位年齡大約十二、三歲的孩子在立法會教育活動室上課,並現場模擬立法會開會時的有關場景,香港的孩子從小就接受參政議政、民主法制的思想。在香港民主法治精神已經成爲大衆生活的一部分。



 

三、香港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源于英國,目前已經形成了完善的體系,而中國內地的法律援助無論從機構設置、人員編制、援助範圍、還是經費上均有一定的差距。但從法律援助對象來講,香港的法律援助充分的體現了公平的價值觀,而中國內地法律援助制度更多體現的是政府和社會對弱勢群體無償的法律幫助。


香港的法律援助計劃有三類,普通法律援助計劃(針對一般民事訴訟案件)、刑事法律援助計劃和法律援助輔助計劃。香港申請刑事或民事法律援助的人必須同時通過“經濟審查”和“案情審查”,才能獲得法律援助資格,也就是說在香港需要對法律援助申請人財産狀況進行審查,同時還要根據案件事實和相關法律,審查申請人是否有機會勝訴,才有可能獲得法律援助的資格。法律援助輔助計劃爲財務資源超過普通法律援助計劃的限額但不超過一定數額的人提供法律援助,索償額不限。在香港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師仍然收取相當的律師費。法律援助是政府在一定條件下對受援人的法律幫助,在香港法律援助不一定完全免費。而法律援助署按受助人的財務資源狀況或該署在民事訴訟中代其討回或保留的財産多少,要求受助人分擔或償還該署所支付的訴訟及其他費用,但是一定情況下也有例外。

而在中國內地,依據《法律援助條例》的規定,法律援助分爲民事和刑事案件援助兩類,沒有明確規定案情審查及標准,只要是以下幾類案件且符合法定經濟標准的都可以申請法律援助:其中民事行政案件包括依法請求國家賠償的;請求給予社會保障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請求發給撫恤金、救濟金的;請求給付贍養費、撫養費、扶養費的;請求支付勞動報酬的;主張見義勇爲行爲産生的民事權益的等。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對此作出補充規定。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一類是不受經濟條件限制的:即被告是盲、聾、啞或未成年人等五種刑事案件的當事人;另一類受經濟條件限制的:即受經濟情況限制的犯罪嫌疑人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被害人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地方的法律援助條例中有的規定了公民申請法律援助需要具備的條件之一是“因維護自身合法權益需要法律幫助”。該規定彈性比較大,內地的“因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與香港的“案情審查”並不完全不同。

在中國內地按照《法律援助條例》申請獲得法律援助的公民取得的是律師、基層法律工作者、和法律援助機構安排的其他人員的無償法律服務,律師辦理法律援助案件是一種法定的義務。當然政府部門對每個案件給予援助人員象征性的補助。

香港有著龐雜的普通法體系,法源形式複雜多樣,訴訟程序甚爲複雜,普通市民很難依靠自身力量解決法律問題,而聘請律師費用又很高昂,因此,在20世紀50年代就應運産生了法律援助制度,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發展成爲完善及獨特的體系,但其更多的體現的是一種公平的價值觀;而在中國內地的法律援助制度,更多的體現了政府及社會對弱勢群體的無償的法律幫助。




四、香港賽馬會是一非盈利的博彩與慈善合二爲一的機構,馬會所得盈余全部用于回饋社會,贏得了公衆的信賴和支持。而中國內地的慈善機構,其運作及資金流向缺乏透明度,因此,一個郭美美就導致了中國內地的慈善危機。香港賽馬會的資金使用監管方式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


香港賽馬會是一家保證有限公司,並無股東,收入主要來自賽馬及博彩業。馬會所得收入在支付派彩、獎金、稅收、經營費用以及扣除爲改善賽馬及投注設施而做出的投資後,余款均用于捐款慈善及社區計劃。過去十年馬會捐款超過110億港元,惠及香港社會各階層,尤其是青年人、長者和殘疾人。馬會對新到港人士的資助、珠江三角洲的水質治理、汶川地震災後重建等均撥款援助,其作爲慈善機構具有較高的公信力。

而在中國內地2011年一個叫“郭美美”的二十歲網友在網上炫富,自稱住大別墅,開瑪莎拉蒂,居然自稱是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由此引發了中國慈善事業的信任危機。究其原因,是中國內地慈善缺乏透明度,沒有形成信息公開制度,監督機制流于形式,對捐贈人的知情權、監督權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加上內地慈善機構不低的管理成本,導致了一個“郭美美”就對內地的慈善事業帶來了巨大的沖擊。相信香港賽馬會的慈善機構資金管理和監督的經驗可以爲我們內地慈善事業所借鑒。

 


    短短內容無法涵蓋此行所見所聞,雖然已經體會了香港和中國內地體制不同,屬于完全不同的兩個法律體系,兩地的法律不可移植,但是通過香港之行,我們兩地對法律理念有了交流和溝通,看到了香港法治社會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法律理念、管理方法、民主精神和權利意識等,同時,也深深地感受到中國內地在社會保障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等對弱勢群體的大力保護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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